文|陈柏珲

中国驻美国大使谢锋在第七届香港中美论坛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希望香港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独特优势,打造中美合作共赢新高地。这一表态的深意,不仅在于再次肯定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在于向香港提出一项更为具体的任务:在中美竞争仍将长期存在的背景下,香港能否把高层外交凝聚的政治意愿,转化为企业可执行、专业机构可信赖、市民可受益的合作安排。

这也是当前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问题。两国元首今年相继进行国事访问,并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双方还推动建立贸易和投资机制、人工智能对话以及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等安排。由此可见,中美关系正在从单纯的危机管控,逐步转向“竞争有边界、合作有清单、分歧有渠道”的复杂格局。

谢锋所讲“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所有矛盾已经消失,而是意味着双方需要在分歧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尽可能扩大可以合作的领域,避免单一争议拖累整个双边关系。

因此,香港被赋予的角色,并非简单传递信息,更不是替双方解决所有政治问题,而是把原则性共识转化为具体的交易、合同、融资、法律和交流机制。香港能否发挥作用,关键不在于它能否把中美双方介绍给彼此,而在于它能否让双方在存在不信任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开展可控、透明和可持续的合作。

香港的独特优势,首先源于其制度组合。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是国家的一部分,同时保留普通法体系、国际金融网络、自由港地位、自由兑换货币以及成熟的专业服务体系。特区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香港的价值不仅是连接内地和海外市场,更包括法律、金融、航运、会计、仲裁和争议解决等服务能力。

这正是“超级联系人”与“超级增值人”的分野所在。

“超级联系人”可以帮助双方企业找到合作对象,但在数字时代,信息本身并不稀缺。真正稀缺的,是将合作意愿变成可执行项目的能力。企业需要有人协助完成尽职调查、知识产权安排、跨境融资、合规审查、税务处理、合同设计和争议解决。如果香港能够在这些环节形成全链条服务能力,它所提供的就不只是“桥梁”,而是一套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制度风险的基础设施。

换言之,香港真正需要争取的,不是成为中美之间的“中立第三方”,而是成为双方都认可的专业接口。香港无需回避自身是国家一部分这一事实,也不可能脱离中美战略竞争的现实。它需要证明的是,即使身处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香港仍然能够以清晰的规则、专业的服务和可预期的程序,帮助合法合规合作顺利推进。

但这里必须看到一个现实边界:高层对话恢复,并不等于美国对华技术和资本限制已经放松。美国财政部于今年10月公布落实新对外投资安全法案的规则草案,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高性能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领域。该规则尚待完成意见征询和最终定稿,但它已经说明,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仍在制度化推进。

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亦明确说明,除非另有特别规定,对香港的出口、再出口和境内转移,在《美国出口管理条例》下按目的地为中国处理。香港不应被包装成规避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或制裁规则的“后门”。

这并不意味着香港不能开展中美合作,而是意味着合作必须建立在准确识别规则的基础上。哪些项目可以做,哪些需要申请许可,哪些涉及最终用途和最终用户审查,哪些可能触及知识产权、数据安全或国家安全问题,都必须在项目早期厘清。

从这个意义上看,合规并非香港发展中美合作的负担,反而可能成为香港新的服务优势。香港若能帮助企业把复杂规则讲清楚、把交易结构设计清楚、把风险责任划分清楚,就能把“不确定性”转化为专业服务价值。真正有竞争力的香港接口,不是帮助企业绕过规则,而是帮助企业在规则之内完成合作。

合作的着力点,也不一定首先来自最敏感的先进芯片和高端人工智能领域。论坛议程显示,公共卫生、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误导性信息、学术和文化交流等议题,都是中美双方能够展开较为具体讨论的领域。

这些领域的共同特点是:双方都有现实需求,也不要求两国立即接受对方完整的政治和治理模式。

例如,中美可在香港围绕未成年人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深度伪造识别、数字内容责任和人工智能事故报告等开展联合研究;可围绕公共卫生危机和供应链中断,讨论提升医疗物资、跨境物流和应急采购体系韧性;也可通过香港的大学、专业机构和青年组织,建立持续性学术交流与青年交流项目。

人工智能领域尤其值得关注。中美双方已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人工智能事件沟通渠道。香港目前并未被正式指定为这一机制的承办地,但可以利用金融、法律、教育和国际交流网络,为相关研究和专业讨论提供平台。

香港可以从一些技术性、可衡量的问题入手,例如如何判断人工智能对儿童的风险,如何记录人工智能系统事故,如何处理跨境研究中的数据和知识产权,以及如何让人工智能产品的安全说明能够被不同制度下的监管者理解。这样的合作不需要双方先解决所有战略分歧,却能够逐步积累共识性证据和专业互信。

当然,论坛和致辞本身并不等同于政府协议。论坛由中美交流基金会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共同举办,参与者包括前政要、工商界、智库和学术界人士。它的价值在于提供对话空间、提出方案并维系联系,但任何具体合作最终仍需政府部门、企业、大学和专业机构分别作出决定。

因此,香港能否成为“中美合作新高地”,不能只看论坛规模、参会人数或签署多少意向性文件,更要看几个实际指标:是否有新的跨境投资和商业项目落地,是否形成真正的地区总部、研发和专业服务功能,是否形成跨年度运行的工作机制,论坛提出的研究成果是否进入企业、学校或政府的实际流程

香港不应把“桥梁”理解为站在两岸之间、等待双方自行走近。真正的桥梁,需要持续维护,需要具备承载能力,也需要让使用者相信它不会在下一次风浪中突然失效。

在中美关系进入长期竞争与有限合作并存的阶段,香港的最大机遇,不是声称自己能够置身大国博弈之外,而是证明自己能够帮助不同制度、不同市场和不同监管体系在现实约束下继续沟通、交易和解决争议。

如果香港能够把政治层面的合作意愿转化为透明规则、专业服务和可持续机制,它就有机会从“超级联系人”真正成长为“超级增值人”。倘若只是重复“合作共赢”的政治话语,却无法降低企业实际风险和交易成本,所谓“新高地”最终仍难免流于口号。

(作者系亚洲数字经济科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