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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屋、贫穷、安老、医疗和青年向上流动等议题,往往涉及土地供应、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及跨代分配。特区政府须透过落实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有效调拨公共资源,化解深层矛盾,为民谋福。图为一名长者在香港仔出行。资料图片

文|陈克勤

“一国两制”学术研讨会24日在深圳举行,港澳五年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成为讨论的焦点。香港特区政府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意义不只在于提出一套中长期发展构想,更在于建立持续执行、定期检视和适时调整的治理机制。真正决定规划成效的,是宏观蓝图能否落实为具体政策、公共资源和可感知的民生改善,切实化解社会深层次矛盾。

香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在于切实改善民生福祉,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长期以来,香港奉行市场经济,灵活的资源配置、开放的营商环境和成熟的专业服务,这些都是重要优势。不过,市场擅长回应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却未必能处理所有公共问题。住屋、贫穷、安老、医疗和青年向上流动等议题,往往涉及土地供应、公共财政、社会保障及跨代分配,不能单靠价格机制完成。部分基层市民即使辛勤工作,仍难以负担合适居所;部分长者和照顾者面对的压力,也未必有相应的照护服务作支援。这些情况未必代表市场失效,却说明市场作用存在空白,特区政府须进行填补和引导工作。

市场有空白 政府须补位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价值,在于把过去较为短期的应对措施,化为中长期以及更紧密对接国家规划的系统性谋划。由以往每年发表施政报告,提升为“五年规划定策略、施政报告提政策、财政预算案供支持”的施政“组合拳”,避免短期措施因缺乏方向引领而变得零散。此外,规划内容要化成市民可知可感的成果,特区政府需要作出全面的考虑,特别是在达成目标的同时要兼顾周边配套,以人为本。例如增加房屋供应,不能只看建屋数量,还须同步考虑土地开发、交通配套、社区设施和建造能力;改善安老服务,也不能只增加资助名额,还要处理护理人手、地区支援和医社合作。透过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特区政府可以把相关工作放在同一框架中,明确先后次序,减少顾此失彼。

不过,规划并非把市场换成行政命令,更不是政府介入愈多愈好。若公营部门包办一切,既可能超出财政和行政负荷,也可能削弱市场效率。较可取的做法,是厘清特区政府与市场各自的角色。特区政府负责设定公共目标、保障基本需要、提供必要诱因和监管,市场则在建设、营运及服务创新上发挥所长。以住屋为例,特区政府除了增加供应,也应改善不同阶层住屋阶梯之间的衔接;在安老和照顾服务方面,则可结合公共投入、非牟利机构及私人市场,扩大服务容量,同时守住质素和可负担性。

制定工作清单 订明部门权责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要落实到位,首要是把目标逐一分拆成可具体执行的任务,每一项重点工作都应指明负责部门、设定时间表、适当安排资源及订定阶段成果,清晰处理跨部门事项的统筹方案。特别是民生政策往往横跨多个政策范畴,部门之间必须紧密协调,避免存在责任不清情况。特区政府需要建立较高层次的督导机制,及早介入出现进度落后迹象的项目。

其次,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指标设定,更要贴近社会现实需求。以公共房屋供应为例,除了总体的单位供应量,市民更加关心轮候公屋时间能否缩短、居住负担是否减轻、跨代贫穷风险是否下降,以及屋邨周边的公共服务是否足够。规划的评估须兼顾数量、质素和分布情况,尤其要留意不同收入群组及地区是否都能受惠。同时,执行政策必须保留调整空间。未来五年之内,外围经济、人口结构和公共财政都可能出现变化,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需要因时制宜,在执行方法上作出灵活调整。特区政府宜每年公布进展,并适时提出修正方案。遇到客观环境改变,调整政策并非失信;明知原定方案不再合适仍坚持推行,反而会费时失事。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需要社会持续参与。政策执行后,服务使用者最清楚服务是否到位,地区组织和专业界别也能提供具体回馈。特区政府须建立常设的意见收集和回应渠道,利用好行政立法的良性互动关系,及早发现制度设计与实际需要之间的落差,透过坚持目标、贯彻执行,持续提升民生福祉,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可以共享经济红利。

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为处理长期民生问题提供新的制度工具,但工具本身不会自动带来成果。衡量规划是否成功,不在于篇幅和口号,而在于特区政府能否持续协调、稳定投入、如实检讨。当市民在住屋、医疗、安老和发展机会上看到具体改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实效就可更好地彰显出来。

(作者系立法会议员)